秋雨过后的地面软软的，植草甸吸收了大部分水分，在风的吹拂下发出窸窣的轻响。趴着不动的时候，灰绿色的作战服跟地面近乎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叶里津和其他瓦格纳士兵一到，匍匐在湿冷的地面好一阵子了，所有人都在等着身后的长官发出命令。他脑子空白，无论一天之中经历过什么，回到驻地，都会被酒精洗刷成空白。

　　自从叶里津来到莫尔基诺（Mol’kino）的训练营后，每天都能获得足够配额的酒，跟之前圣彼得堡郊区的生活天差地别。那里环境嘈杂，一到雨天就污水四溢，直到三个月前的某天，一个小个子男人来到人群中间，向他们承诺：加入瓦格纳参加战斗，你们就能获得一切、伏特加、金钱还有无上的自由。

　　随即，人群里叽叽喳喳。“我报名”，说话的灰熊，声音和他的体量一样大。接下来是猎人、猴子、鳄鱼……在流放地，大家都用绰号交流，包括叶里津自己，没有人真正了解其他人在想什么，对于这群弃民而言，活下去是唯一的目的。在莫尔基诺训练的六周，他们被分配到了制服、武器和识别身份的标志，学会听从长官的命令。长官不忘提醒他们，假如没有武器，就去乌克兰人那里拿，因为那边的武器更好。

　　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就“简单”多了，以50-70人为战术编队，在火力准备后，向预设阵地发起冲击。只要突破一两个关键节点，阵地就会被攻占，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无法到达，或是被密集的火力推回来。黑暗的天空，沉重的呼吸和苛刻的战场，给这些曾经被誉为不可战胜的士兵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乌～拉～”这是属于斯拉夫人的骁勇，他们不知自己会在何时突然被敌人攻击，不清楚自己会何时倒下，如果说向前还能在机枪和炸弹的间歇中求取生存，那么退后则必然撞上督战队的铁锤。叶里津从地上爬起来。跟着其他士兵组成人浪向前冲去。在他们头顶，无人机像鹰一样盘旋。

　　叶里津在一次进攻中被俘了，在识别身份后，随即被送到卢甘斯克地区Yuvileine的医院，这里已陆续送来了超过300人，乌克兰的医生却不待见这群俘虏，拒绝为他们提供治疗。叶里津用来表示身份的手环上，醒目的红色提醒着他是一个艾滋感染者，跟这边的医生一样，即便先前的战斗中有人受伤，俄军的医护人员也拒绝治疗他们。

　　瓦格纳把招募来的士兵进行分类，感染艾滋病的佩戴红色手环，感染肝炎是白色，出生于96年的叶里津在2021年确诊感染艾滋病，在他的陈述中，自己并没获得有效的抗病毒治疗。冲突开始后，为了弥补人力缺口，瓦格纳开始加快在俄罗斯境内募兵的速度，并且承诺只要服役六个月就能获得自由。没有确切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瓦格纳招募了多少人，失地的农民、街上的混子乃至监狱里的囚犯都被纳入其中。俄罗斯司法部门11月公布的数字显示，监狱里的关押的人数在2022年8月至11月期间减少了2万多人，这是十多年来的最大降幅。但这对战场的消耗来说，还远远不够。

　　自1980年代艾滋病在美国被发现以来，其难以治愈与高死亡率的特点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通过精心设计的内容，苏联老百姓第一次了解到这个“西方病”。自1983年起，在克格勃的推波助澜下，慢慢的变多的信息数据显示“证明”艾滋病是在美国迪特里克堡研制出的一种生物武器，并在囚犯、少数民族和同性恋者身上进行了测试，这一些信息甚至使得部分美国人都开始相信艾滋病是一种被刻意制造出来的疾病，是用来控制全世界的阴谋。

　　直到1992年苏联解体后，克格勃的所作所为才浮出水面。后续的研究发现，可能1982年苏联境内就已然浮现了艾滋感染，然而感染者被误诊为肺炎，考虑到这名女性在莫斯科的高级酒店频繁跟外国客人“亲密接触”，最后是当地的警察——而不是卫生部门将其做出了处理。

　　直到1987年，一名叫做弗拉基米尔·克拉西奇科夫的翻译因为腹痛和红疹住院，此前他在坦桑尼亚工作，与当地人有过亲密接触。当年的2月26日，艾滋病阳性的检查结果震惊了整个苏联，医生们争来争去，却发现强大的国家对这个小小的病毒几乎束手无策，患者在四年后因为卡波西氏肉瘤病发去世。

　　90年代是俄罗斯的休克期，苏联解体后的动荡，使得违禁药品和易可以公开出现在全国各地，作为幻梦崩塌的最后解药，其直接作用就是艾滋病的蔓延。200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一份报告数据显示，在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城市中，平均每100个成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毒，违禁药品泛滥以及性观念和行为的转变是根本原因。在21世纪初的前8年，俄罗斯艾滋感染者的数量增加了一倍，有超过150万人感染艾滋病，510万人使用过违禁药品，而俄罗斯全体人口勉强超过1亿。

　　两千年后，普京以强人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在“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口号下，俄罗斯经济得以从上世纪末的休克中短暂复苏。借助能源这张牌，一些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开始相信，此前俄罗斯的衰微是西方刻意打压的结果，只有主动出击，挑战西方国家构建的价值观和国际秩序，俄罗斯才能迎来真正的繁荣。

　　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借此希望尽快与西方世界划清界限，尤其是肃清国内的西方价值观。2008年，俄罗斯批准了“禁止向青少年宣传LGBT信息”的提案，2013年，以保护俄罗斯传统价值为由禁止宣传“非传统关系”，至于什么是非传统关系，法律并没有进一步解释。但凭借这条法律，涉及性与性别组织和个人可以被轻而易举地扣押和取缔。

　　生活在叶卡捷琳堡的吉雅是一个30岁出头的单身母亲，因为身上的疱疹，两年间她多次往返医院，最近一次疾病复发前，她意外得知自己的前男友与多名女性有染。她在网上搜索了一番，自己的症状不得不让她担心。

　　“什么？难道你要嫁给外国人吗？”医生对吉雅提出艾滋病检测的要求感到疑问。

　　经过长时间的等待，吉雅最后拿到了自己的检测报告，阳性。离开医院，她边走边哭了好一阵子，根据网上查到的资料，如不尽快开始抗病毒治疗，几年内就会因为机会性感染而去世。“我一岁多的孩子怎么办啊。”然而接诊医生却给出相反的建议，她的症状很“轻”，还不需要抗病毒治疗。

　　在俄罗斯的公立医院里接受艾滋病测试，一个绕不开的难题是会被盘问性取向，尤其是对于男性，如果答案不是异性恋，那么这个信息便会被登记在案。在俄罗斯，总是有民主主义者在围捕LGBT，一旦从医院或其他途径得到类似的身份信息，他们便会上门用言语羞辱或是直接殴打当事人，并把过程拍摄并传到网络上。2013年的一份调查显示，74%的俄罗斯人认为LGBT群体不应该被社会所接受，其中有22%认为他们应当接受强制扭转治疗，16%的人认为LGBT群体应当从社会中隔绝出来。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最为现代化的城市，在一家药店里，尼克每天要接待数十名上门问诊的人，办公桌上除了乳胶手套，还摆放着常用的器具。一个穿着羽绒服的年轻人走了进来，问尼克能不能给给10元钱，尼克摇了摇头说：“我不能开这个先例”。

　　年轻人没再接话，只是嘀咕了几句，他拿走了几个新的注射器，还从尼克手中不情愿地接过一盒安全套。面对尼克的嘱咐，年轻人回应道，“我又不是小孩子。我30了，知道怎么保护自身。”话音落地，年轻人消失在人群中。

　　身为公益组织的成员，尼克开展的工作是高危人群中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但他必须小心翼翼，因为维持公益组织的资金大部分来自国际组织，“在这里，你不能宣传你做的所有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认为你是在破坏俄罗斯的传统。”事实上，和尼克所在的公益组织类似，在俄罗斯境内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必须在压力中求生，因为部分资金、专业指导来自国外，俄罗斯有些官员公开宣称这些公益组织异化、危险，甚至反俄。

　　娜塔丽也是同样的境遇，做为医生，她每天工作的地点是在圣彼得堡的一辆厢式货车里。货车的车身是白色的，以避免被人记住，它会定点出现在城市的角落。车门滑开，一位年轻女子爬进车里，一同进来的还有她的五岁儿子，女子来看她的检验结果。

　　娜塔丽露出微笑，她认出了这个药物成瘾的女子之前来进行过一次HIV检测。在得知自己的结果是阴性后，女子开心起来，但另一项结果为她是一名病毒性肝炎携带者，接下来娜塔丽事无巨细地告知她该怎么做，以保护她年幼的儿子。

　　公益组织与社会的脆弱平衡在2014年被打破了，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遭受了普遍意义上的国际制裁，而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祭出新的反西方口号。次年开始，国际公益机构与非政府组织将被视为“不受欢迎”，并不再被允许在俄境内从事活动。而俄罗斯在控制克里米亚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包括关闭了向高危人群提供帮助的诊所，并直接引发了当年100多人的死亡。

　　极端的环境下，各种阴谋论横行。有流言说艾滋病是西方国家制药公司的阴谋，其实这种疾病根本不存在。许多人认为安全套只有避孕功能，而没有预防疾病的功能，这进一步加剧了疾病的传播。尽管抗病毒治疗在俄罗斯是免费的，但卫生部门的工作人员承认，只有 30% 的被诊断出需要药物医治的 HIV 患者实际接受了药物医治，从接受检测到稳定地服药，其间“还存在巨大的障碍。”

　　据UNAIDS统计，在2010年至2015年间，俄罗斯占整个东欧和中亚地区新增HIV感染者的80%以上，感染者数量每年增长10%。按照这一个数据推算，到2020年，俄罗斯艾滋感染者的数量将达到200万，其中30-40岁男性人群感染率估计约为4%。作为对比，乌克兰接受了外国的建议和资金，建立起了有明确的目的性的艾滋病防治项目，到2012年，乌克兰艾滋病感染率自1999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威古佐夫（Alexander Viguzov）医生作为车里雅宾斯克一名传染病医院的院长，几乎每天都在为药物的事情发愁。过去，当地卫生部门会向欧洲的药厂采购抗病毒药物，自从受到制裁后，卫生部门的预算大幅缩减，上级宣称“钱要用在更重要的地方”。威古佐夫转而只能向印度和中国采购更廉价的仿制药，然而他最大的困扰“不是接诊的患者太多，而是感染者不来找我。”

　　许多人抗拒艾滋检测，“人们觉得你一定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他说，“偏远地区的人常常不来检测，或者得不到及时的检测和治疗。”威古佐夫在1990年接诊了当地第一名艾滋感染者，然而当地卫生主管部门却告诉他这不是严重的事情，直到当地一名官员找到他，事情才变得严重，这名官员的孩子因为使用违禁药品而感染艾滋病。

　　接下来的时间，传染病院成为附近专门收治艾滋感染者的“地方”。在他的案头，堆满了来自各地民政部门的函件，询问他患有艾滋病的儿童能不能住在孤儿院里。“他们仍然认为HIV像感冒一样传染，而且不清楚这地区的孤儿院里，已经有几十个孩子染上HIV。”各地面对新发感染，都迫不及待地甩掉包袱，他说，“即使我们不断跟他们合作，他们一直提出同样该死的问题。”

　　这在非常大程度上表明了俄罗斯人对于艾滋感染者的态度，因为俄罗斯人普遍相信“艾滋病感染者不断攀升，是有毒的西方人带进来的”。2020年，俄罗斯官方宣布，将直接驱逐非本国的艾滋病感染者。至于国内的感染者，圣彼得堡郊区Metallostroy就有这样一个流放地，超过100名艾滋感染者被集中到这里，根据叶里津的叙述，他和其他人从未在此得到治疗，倒是瓦格纳的征兵，轻而易举将这里清空了。

　　在边界的另一端，以无国界医生为主的群体正在帮助乌克兰处理棘手的问题，在世卫组织和全球基金等国际公益组织等帮助下，乌克兰得到了至少20万份的抗病毒药物，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在未来12个月内，乌克兰已知的每一个艾滋感染者的大部分需求都将得到满足。

　　而俄罗斯在面临资源短缺的情况，超市货架摆放的商品本已不多，安全套这类物资更是稀少，因为“钱都花在了更重要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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